如果我們的國家叫作印度尼西亞，民族稱作印度尼西亞，那麼官方語言的名稱就必須是印度尼西亞語而不是馬來語，縱使它的元素來自於馬來語」，這個「正名」的想法立即獲得大會書記賈馬魯丁（Djamaludin）與亞明等人同意。

1938年召開的第一屆印度尼西亞語大會（Kongres Bahasa Indonesia，KBI），塔布拉尼再次以「擴大推動印尼語」為題發言，表示印尼語並不反對地方語言，而是代表「我們的誓言」（Sumpah Kita）並稱：「我們身處一個國家，就是印度尼西亞國。編按：本文為系列文章，上篇請見：為「印度尼西亞語」正名（上）：為何變體的馬來語，能從印尼本土700多種語言中脫穎而出？ 語言國族主義的建構內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等飽受西方列強佔領的區域，紛紛脫離殖民地狀態爭取國家獨立，因此對於「國土零碎」的印度尼亞西而言，若想實現「國家統一」的終極目標，就必須設法透過各種人為的國族建構工程來凝聚共識，使得原先可能不認識或無關聯的一群人，轉借以國界為範圍而成為一個政治群體，進而對國家產生一致的認同感，所以必須建構一種所謂的「印尼國族」的集體想像概念，於是成為爭取獨立並追求「大一統」的建國首要任務。

19世紀初基於對抗拿破崙入侵而產生的「德意志浪漫主義」（Deutscher Romantik）運動，就是利用「語言國族主義」來凝聚反抗勢力，藉以對抗「法蘭西理性主義」，語言成為型塑民族國家（Nation）的核心要素，因為對內而言，德語足以凝聚自身的民族意識，而對外則可與非德意志民族做出明確區別。然後，兩地語言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各自發展，立足於雅加達的馬來語，除了受到群島語言的直接影響外，也融合了大量的荷蘭語，而以吉隆坡為基地的馬來語，除了受到馬來半島地方方言的影響外，也受到殖民母國英國的語言融合。第一屆大會委員會秘書穆罕默德．亞明（Mohammad Yamin，印尼獨立後曾任新聞部長與教育部長）表示，有兩種語言即是馬來語和爪哇語，最有機會與條件成為印尼獨立後的統一語言，而馬來語在當時即被與會青年採納並確認為日後的統一用語，但是大會主席塔布拉尼（M. Tabrani/記者和政治家）卻反對及解釋：「我並非不同意亞明的發言。我們是一個民族，就是印度尼西亞族。所有語言的發展都離不開國家政治權力的中心。

因此，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半島（現在的馬來西亞）兩地分別發展出來的馬來語自然也就有所差別，所以塔布拉尼主席認為，就算印度尼西亞語的元素是源自於馬來語，但是兩者已非完全相同，必須予以「正名」。1928年「青年誓言」（Sumpah Pemuda）第三點明確揭櫫：「Kami poetra dan poetri Indonesia mendjoendjoeng bahasa persatoean,bahasa Indonesia」（我們印度尼西亞的青年男女堅持統一的語言——印度尼西亞語）。德國哲學家約翰．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認為，民族文化遺產中最特殊的因素即為語言，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語言」則為其理想的政治體制。

最初馬來語的權力中心是在廖內和柔佛一帶，其後隨著廖內的權力中心轉移到荷蘭人殖民的巴達維亞（即雅加達），而柔佛的權力中心則轉移到英國人控制的吉隆坡。「德意志浪漫主義」建構出的「語言國族主義」，在19世紀的歐洲政治版圖重組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關鍵角色，並且成為日後國際社會界定民族的標準，因此受到此種學說的長期灌輸，國族主義份子的思考邏輯也逐漸被導向成一道數學恆等式：一個民族=一個文化=一個語言=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事實上，國族符號既非「民間/民眾」（folk）的自然存在，亦非長久不變的古老傳統，而是一種被創造出來的政治意象，當作個人在心理上寄附於集體中的憑藉，藉由國族符號的創造進而打造國族認同自西元7世紀以降，與印度商人同行的學者開始將印度教和佛教傳入蘇門答臘島南邊的三佛齊（室利佛逝）王國，接著來自南亞和中東的穆斯林商人將伊斯蘭教深入印度尼西亞諸島（除獨尊印度教的峇里島外），其後就是來自歐洲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及英國等殖民勢力。

歐洲列強與殖民地和貿易區域的接觸時間長短不一，殖民政策的推動力度亦有差別，同時在東印度區域內（安汶、摩鹿加群島、班達）原已存有不同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及分歧的語言環境（各族方言與外來語言的共存現象）等諸多因素，加之荷蘭東印度公司以追求「商業利益」極大化為主要目標，因此為了快速達到「賺錢」與「管理」的運營目的，最有效率的溝通方式便是使用原住民熟悉的當地語言，而不是從無到有實施荷蘭語的教育與培訓，因此直接採用當時在東印度群島區域內，已被各民族廣泛使用做為「通用語」（lingua franca）的「市場馬來語」（Bazaar Malay）即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商貿活動對東印度群島的宗教傳播及語言文化造成直接影響。

作者：楊俊業 博士西元1581年荷蘭脫離西班牙獨立之後，旋及於1595年取得第一個海外殖民地-爪哇，並於1602年成立史上首個股票上市公司：「聯合東印度公司」（VOC），1619年在「巴達維亞」（Batavia，即今日雅加達）建立總部。荷蘭的殖民經驗襲自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以「商業」與「傳教」為主要目的，語言政策即是其執行「殖民建構」（colonial formation）之重要環節，引進母國語言是實施殖民政策的普遍原則，推展「荷語教育」自然也就成為荷蘭在各殖民地的殖民建構工程之一，但是為什麼荷蘭在印尼進行殖民統治324年（1619至1942年）後，其母語荷蘭語竟然無法成為現今印度尼西亞的官方語言，反而是變體的馬來語能夠從印尼本土700多種語言中脫穎而出，成為獨立後統一的「國語」（Bahasa）？1928年10月28日由印尼民族主義者宣示的《青年誓言》（Sumpah Pemuda）可謂是一槌定音的關鍵決定。1602年3月20日成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是人類史上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以追求商業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跨國上市公司，加之「重商主義」的國際氛圍影響，所謂的「傳播教義」與「殖民同化」等非營利作為，自然非該公司運營的首要任務，甚至公司股東也不願因過激的侵略性傳教活動而影響商業利益，此點從其公司章程規範的業務內容及特權項目即可得悉，東印度公司雖享有商業貿易特權、行政管理、軍事與司法等特權，但是對於在東印度地區的傳教義務卻無硬性規定，更遑論積極開展殖民建構工程項目之母（荷）語教育商貿活動對東印度群島的宗教傳播及語言文化造成直接影響。

自西元7世紀以降，與印度商人同行的學者開始將印度教和佛教傳入蘇門答臘島南邊的三佛齊（室利佛逝）王國，接著來自南亞和中東的穆斯林商人將伊斯蘭教深入印度尼西亞諸島（除獨尊印度教的峇里島外），其後就是來自歐洲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及英國等殖民勢力。歐洲列強與殖民地和貿易區域的接觸時間長短不一，殖民政策的推動力度亦有差別，同時在東印度區域內（安汶、摩鹿加群島、班達）原已存有不同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及分歧的語言環境（各族方言與外來語言的共存現象）等諸多因素，加之荷蘭東印度公司以追求「商業利益」極大化為主要目標，因此為了快速達到「賺錢」與「管理」的運營目的，最有效率的溝通方式便是使用原住民熟悉的當地語言，而不是從無到有實施荷蘭語的教育與培訓，因此直接採用當時在東印度群島區域內，已被各民族廣泛使用做為「通用語」（lingua franca）的「市場馬來語」（Bazaar Malay）即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作者：楊俊業 博士西元1581年荷蘭脫離西班牙獨立之後，旋及於1595年取得第一個海外殖民地-爪哇，並於1602年成立史上首個股票上市公司：「聯合東印度公司」（VOC），1619年在「巴達維亞」（Batavia，即今日雅加達）建立總部。1602年3月20日成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是人類史上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以追求商業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跨國上市公司，加之「重商主義」的國際氛圍影響，所謂的「傳播教義」與「殖民同化」等非營利作為，自然非該公司運營的首要任務，甚至公司股東也不願因過激的侵略性傳教活動而影響商業利益，此點從其公司章程規範的業務內容及特權項目即可得悉，東印度公司雖享有商業貿易特權、行政管理、軍事與司法等特權，但是對於在東印度地區的傳教義務卻無硬性規定，更遑論積極開展殖民建構工程項目之母（荷）語教育。

荷蘭的殖民經驗襲自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以「商業」與「傳教」為主要目的，語言政策即是其執行「殖民建構」（colonial formation）之重要環節，引進母國語言是實施殖民政策的普遍原則，推展「荷語教育」自然也就成為荷蘭在各殖民地的殖民建構工程之一，但是為什麼荷蘭在印尼進行殖民統治324年（1619至1942年）後，其母語荷蘭語竟然無法成為現今印度尼西亞的官方語言，反而是變體的馬來語能夠從印尼本土700多種語言中脫穎而出，成為獨立後統一的「國語」（Bahasa）？1928年10月28日由印尼民族主義者宣示的《青年誓言》（Sumpah Pemuda）可謂是一槌定音的關鍵決定我們被誘導去相信假消息後，其他的想法也會跟著改變。

在世上的某些國家，人們若挑戰官方的歷史觀點、討論哪些事情應該被記住，就會觸怒當局。「誰控制著過去，誰就控制著未來」 記憶律法一詞可以追溯到二○○五年十二月，當時法國作家弗朗索瓦茲．尚德納（Francoise Chandernagor）在《世界報》上寫了一篇具有高度批判性的文章，內容是關於「歷史學家被迫去用某些視角來審視過往」。

虛假資訊的來源，就是某些人士或單位基於特定目的（如政治、經濟或輿論）而假造出來的訊息，或是策略性地誇大某些消息，進而誤導公眾的想法。到了今天，有將近一半（百分之四十六）的美國人認為，九一一事件後的軍事行動讓國勢走衰。只要一碰觸到當局的底線，某些事件或當事人就會被消失或刻意遺忘。與個人記憶一樣，歷史性記憶是流動的，也很容易受到影響。尤其在重大的歷史或政治轉折點，執政者都會重塑記憶。有些人當時還很小，所以他們的集體記憶就只是一團陰霾，而事發經過是從較年長的人那裡聽來的。

而這就是防制假訊息最難的地方。巴克利的觀察令人震驚。

從歷史上來看，美國本土所遭受到最嚴重的攻擊，就是九一一事件，所以從二○○一年的時空背景來看，報復是合理又必要的行動。這些資訊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們會慢慢腐蝕個人和集體的記憶。

二○二一年，美軍從阿富汗倉促撤退，於是有些民眾開始懷疑當年的報復是否適當。除了譴責佛朗哥，它還禁止人民「擴大解釋」與一九三○年代西班牙內戰有關的領導人和象徵。

更令人擔憂的是，某些民主陣營的領導人甚至表示，應該要以暴制暴，用錯誤資訊和虛假資訊來打擊對手。如果你不去統一權力圈裡所有人對過去的想法，就很難讓大家對未來抱持一致的看法。資訊失序委員會在報告最後談到： 雖然虛假和錯誤資訊是由惡毒的有心人士創造出來的，但它們沒有魔力，不會催生出偏激的看法、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或霸凌言行。可想而知，往後將會有一系列激烈的思想灌輸運動，跟中國現代史有關的教學內容，以及教科書、電影、電視節目和甚至教室布置都會有一致的風格。

在那兩年後的二○○七年，西班牙制定了針對獨裁者佛朗哥及其政權的歷史記憶法。」這一點大家都不反對，但問題是，像法國和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有理由去使用這種武器嗎？ 用謊言對抗謊言，人們更就難了解世界真實的樣貌。

《紐約時報》的駐外記者巴克利（Chris Buckley）寫道： 表面上看是討論歷史問題，但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就是聖旨，未來幾十年中國的政策和社會都會因此受到影響。《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波涅沃齊克（James Poniewozik）解釋了這段歷史記憶的變化：「這些軍事行動引發了一連串的波動，包括戰情陷入膠著、國內的種族歧視，而民眾也對政府喪失信任。

」 該如何去解釋過去的事件，該如何將它們融入後來的記憶，眾人的意見非常分歧。但對於當時已成年的人來說，這些集體記憶也混入了現在的想法和感受，因為我們隨後在阿富汗對塔利班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報復行動。

接下來的議題也與此有關。更重要的是，一旦假消息滿天飛，我們就不知道哪些事情應該記下來。」 《華盛頓郵報》的編輯卡洛斯．露山達（Carlos Lozada）在〈九一一是一項考驗，但我們沒通過測試〉一文中提出嚴厲的批評：「官方針對九一一的回應行動並未體現國家的最高價值，反而顯露出最惡劣的一面。在這個被謊言所扭曲的世界裡，每天都有數億人深受其害。

更糟糕的是，那些始作俑者通常不是為了改變一般人既有的想法，而是要加深某些錯誤觀念與信念。有心人士於是利用這些波動去破壞民主、削弱美國國力，最終間接實現了賓拉登的目標。

記憶律法的定義是： 政府對歷史事件有解釋權，而立法者或司法部門對過去的事件有絕對的話語權。這就是心理學家和歷史學家所描述的記憶戰爭。

認為國家有變好的人，只剩下百分之三十三了。官員冷漠、傲慢又無知，不只欺騙人民，還捏造不存在的敵人，只為了逞凶鬥狠。